工程伦理典型案例一

6天之内有3人坠桥身亡，都是从桥面悬空隔离带的缝隙掉落，开通不到一个月的210国道榆林过境线榆阳大桥因此被称为“杀人桥”。

遇水架桥、牵线搭桥，“桥”在我们心目中素来包含着排除阻障、顺达彼岸的美好意蕴，不曾想，榆阳大桥却直接将3名过桥者送到生命的彼岸。更令人心寒的是，大桥设计方榆林市公路设计院的黄副院长对自己的“得意之作”既无忏悔之心、也无补救意愿，而是“果断”推卸责任：“与设计无关”。冷冰冰的五个字，折射出榆阳大桥设计施工者工程伦理意识的严重缺失。笔者不禁想问：黄副院长是否学过工程伦理这门课？

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不但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深刻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内在地存在着许多深刻、重要的伦理问题，而自觉地担负起对人类安全、健康和福利的责任，无疑是工程伦理教育的第一主题。然而，接二连三出现的“桥脆脆”、“桥歪歪”，“夺命桥”、“吃人桥”，不但给公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也为国内的工程伦理教育敲响了警钟。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国内高校的工程专业也逐渐炙手可热。然而，在这些专业的课程表上，却少了一门在国际上通行的课程：工程伦理。前不久，上海一所全国闻名的岩土工程勘察院院庆，有位德高望重的工程院院士受邀作学术报告时也陷入了困惑：美国排名前9位的工程学科名校，均早已开设“工程伦理”课程，而这门课在国内还是件新鲜事，仅有几所高校作为选修课开设。难道搞工程建设只需要学开路架桥的技术，不需要学点专业伦理吗？

其实，在工程伦理教育缺位的背景下，黄副院长说出“与设计无关”这样的话也相当正常——依我所见，在黄副院长等等工程师心目中，工程活动只有两个维度至关重要：一是技术维度，大桥设计只要符合国家《公路桥梁设计通用规范》，并严格按照图纸施工建设，大桥没在使用寿命期内塌掉就算ok；二是经济维度，把桥梁间的缝隙设计为空心，自然又能省下几袋水泥几根钢筋，多么具有“经济性”，不正好迎合投资方压缩成本、省工省料的要求么？至于桥梁使用者满不满意、行人安不安全这些伦理维度上的问题，全在九霄云外。

现代工程一旦失败或存在瑕疵，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其中，有的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也有的是可以避免的人为因素，包括工程师因素。试想，如果榆阳大桥的设计施工人员能多从伦理维度上考量一下，把桥梁中间的隔离带设计为实心，或者用铁丝网封闭，或者加高桥梁两侧的护栏，也许，这3条鲜活的生命也就不会带着问号和叹息黯然消逝了。

在享誉业界的加拿大工学院，所有毕业生都会领取一枚不起眼的钢制戒指。打造戒指的钢材来自一座交付不久便垮塌的大桥，桥的设计者就是该校的毕业生。母校因此蒙受羞耻，花钱买下桥梁钢材，制成一枚枚“校耻戒”。多年以来，在该国甚至国际工程领域，不少出色的工程师依然戴着那枚钢戒，不断雪耻正名。许多国外大学的工程伦理课程都将反面案例分析作为最佳教材，让学生们引以为戒。

依我看，榆林市公路设计院也不妨找来三位被榆阳大桥“杀害”的行人的照片，贴在办公室的显眼位置，让大家好好补补工程伦理这堂课。

工程伦理典型案例二

2018年1月26日7时左右，广州地铁21号线10标段水西至苏元区间左线(黄浦区)一盾构机在换刀作业时隧道突发塌方，导致3名人员死亡。

据了解，该工程建设单位是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是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挺军，项目经理戴斌；监理单位是广东至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胡军，项目总监谷剑波。

目前，事故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住建部已对该起事故查处工作启动督办程序。

工程伦理典型案例三

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不但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必然深刻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工程活动中内在地存在着许多深刻、重要的伦理问题。可是，在以往很长的时期中，工程界常常“忽视”了工程的伦理维度，造成了工程活动中的伦理“缺位”；另一方面，伦理学界也常常“忘记”了工程活动。

也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造成了伦理学对工程的“遗忘”。为此，《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6期发表了一组学者文章，就工程伦理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其中，李伯聪在《关于工程伦理学的对象和范围的几个问题――三谈关于工程伦理学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工程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这是工程伦理学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学理前提。由于对“工程”的性质、对象和范围存在“广”“狭”两种不同理解，从而也就在工程伦理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发展方向上出现了两种理解和两种发展进路。中国学者在进行工程伦理学研究时，不但必须重视“狭义工程伦理学”进路的研究，而且应该更加重视“广义工程伦理学”进路的研究。朱葆伟在《工程活动的伦理责任》一文中认为，自觉地担负起对人类健康、安全和福利的责任是工程伦理学的第一主题。工程活动的伦理责任，是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而出现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强大和高速度发展以及后果的不确定性，使我们置身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是我们需要责任伦理的根本原因。工程活动的伦理责任是多层次的。从根本上说来，工程乃是一项集体的以至全社会的活动过程，这就要求伦理学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能源法哲学之思：内涵、学科属性及主题

亓光、王晓冬在《学术交流》2006年第12期撰文指出，能源法哲学是人们对人类与能源沟通的价值原则和依据以及对人类与能源沟通中产生的知识体系的反思，它揭示了能源法运作的基本规律，说明了能源法的目的和意义，描述了达成上述目的和意义的原则与方法。能源法哲学既关注能源是什么，又关注能源法是什么并具有逻辑和语言的证明性。但是，能源法哲学并不是单向度的理论体系，它既需要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能源法的根本性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又需要强调能源法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法律价值。因此，在“能源法的哲学”和“哲学的能源法”的视野下，当代能源法哲学应该通过对体系的理论性和现实性为人类社会揭示如何实现美好的能源生活的可能。

工程伦理典型案例四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工程伦理研究在发达国家日益受到关注，在21世纪初逐渐成为科技哲学界的国际性热门问题。这与工程和工程师在当代社会的重要地位是紧密相连的。今天，中国已然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程大国，工程伦理的研究和实践在中国毫无疑问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工程师时代的来临

一般认为，工程是调动自然界中巨大的动力资源来为人类所使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技术。在西方语境中，“工程”一词可以溯源至拉丁文ingenera（移植、生殖、生产），与拉丁语ingenium（灵巧的）和ingeniatorum（灵巧的人）有关。现代意义的工程出现于17或18世纪，以现代技术和科学的应用为基础，包括在19世纪下半叶才成为独立知识领域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不过，社会工程和社会工程师在20世纪下半叶的出现却在西方招致了大量的批评，因为很多人认为社会与自然有根本区别，不能以工程方式来对待。

与“工程”概念相应，工程师就是以工程为职业的人。“工程师”一词在西方出现于中世纪晚期，用来称呼诸如攻城槌、石弩和其他军械的制造者和操作者。也就是说，最早被称为工程师的人是军人或工兵。第一批工程教育机构由政府创建，为军事服务，比如1689年由彼得大帝在莫斯科创建的军事工程学院。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程师开始摆脱纯粹军事活动，称自己为“民用工程师”或“土木工程师”。1717年，工程师约翰·斯米顿在英国创立了非正式的土木工程师协会，他去世后更名为斯米顿协会。1818年，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创立，这是第一个官方承认的职业工程师组织，在差不多的时期，美国、法国、德国等纷纷成立类似组织，这标志着工程师职业正式出现。与工程师职业密切相关的是发明专利制度的出现，美国1790年、法国1791年开始用国家成文法保护发明专利。今天，成为工程师一般必须具备如下其中一个条件：完成正式的理工科大学教育，拥有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拥有政府机构认证的工程师职业资格证；具备工程师协会会员身份；主要从事具有专业水平的工程工作。

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工程和工程师都是舶来品。古汉语中并没有“工程师”一词，它是近代洋务运动中人们依据“工正”“工匠师”“工师”等传统说法引申出来、与英语engineer相对应的新词汇，在清末民初一度与“工师”“工程司”等并用。中国工程师最早孕育于晚清的留美幼童群体以及船政留欧群体之中，代表人物如詹天佑、司徒梦岩等。最早的工程师职业团体是1913年詹天佑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华工程师学会，早期著名工程有京张铁路。欧美工程大规模扩张与工业革命和电力革命息息相关，主要是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大型公共工程如运河、铁路的建设，以及大型工业公司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已然进入了工程和工程师的时代，工程师成为了社会主流职业，工程成为了改造世界的主要手段，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工程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根本性的飞跃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工程从业者、工程师以及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急剧增长，一大批世界领先的大型工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杭州湾跨海大桥、青藏铁路、京沪高铁等举世震惊，中国开始向外输出先进的大型工程经验如水电站和高铁建设等，海外更有人将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归之为充分发挥了工程师能力的治国战略……这一切都生动地说明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也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工程师时代”。

工程伦理历史变迁

工程伦理伴随着工程师和工程师职业团体的出现而出现。一开始，人们认为工程任务自然会带给人类福祉，但后来发现：工程实践目标很容易被等同于商业利益增长，这一点随着越来越多工程的实施遭到了社会批判。人们日益认识到工程师因为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拥有巨大力量，要求工程师承担更多伦理的义务和责任。从职业发展来说，工程师共同体强调行业的专业化和独立性，也需要加强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建设，因而很多工程师职业组织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将明确的伦理规范写入组织章程之中。从工程实践来说，好的工程要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便利，工程师必须要解决社会背景下工程实践中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工程方法是无法解决的，在工程设计中尤其要寻求人文科学的帮助。总之，工程伦理就是对工程与工程师的伦理反思，只要人们生活在工程世界中，使用过程产品，工程伦理便和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按照美国哲学家卡尔·米切姆被普遍接受的看法，西方工程伦理的发展大致经过5个主要阶段。

在现代工程和工程师诞生初期，工程伦理处于酝酿阶段，各个工程师团体并没有将之以文字形式明确下来，伦理准则以口耳相传和师徒相传的形式传播，其中最重要的观念是对忠诚或服从权威的强调。这与工程师首先是出现在军队之中是一致的。

到了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工程师的职业伦理开始有了明文规定，成为推动职业发展和提高职业声望的重要手段，比如1912年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制订的伦理准则。忠诚要求被明确下来，被描述为对职业共同体的忠诚、对雇主的忠诚和对顾客的忠诚，从而达到公众认可和职业自治的程度。

20世纪上半叶，工程伦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效率上，即通过完善技术、提高效率而取得更大的技术进步。效率工程观念在工程师中非常普遍，与当时流行的技术治理运动紧密相连。技术治理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要给予工程师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程伦理进入关注工程与工程师社会责任的阶段。反核武器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反战运动等风起云涌，要求工程师投身于公共福利之中，把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到首位，让他们逐渐意识到工程的重大社会影响和相应的社会责任。

21世纪初，工程伦理的社会参与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之前的工程伦理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工程师伦理，谨遵社会责任的工程师基于严格的技术分析和风险评估，以专家权威身份决定工程问题，并不主张所有公民或利益相关者参与工程决策。新的参与伦理则强调社会公众对工程实践中的有关伦理问题发表意见，工程师不再是工程的独立决策者，而是在参与式民主治理平台或框架中参与对话和调控的贡献者之一。当然，参与伦理实践还不成熟，尚在发展之中。

加强工程伦理研究

作为科技哲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工程伦理研究是一种典型的问题学，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工程实现更好的使用和更多的便利”，或者可以表述为“什么是更好的工程”。工程伦理学家借助哲学和伦理学的方法，尤其是概念分析、反思性批判和全球比较等方法，结合工程实践的具体语境做出面向实践的可操作性的回答。

总的来说，目前工程伦理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工程伦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工程伦理的概念、特点、方法，工程伦理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归属等问题；工程伦理的发展史与案例研究，包括工程伦理的观念史、实践史，以及典型的工程伦理案例研究；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和伦理准则研究，包括在工程设计、施工、运转与维护等各个环节中工程师所面对的伦理义务；大型工程实践的伦理考量研究，包括如何将伦理考量融入工程实践当中，如何让伦理学家参与大型工程实施过程，如何对大型工程进行伦理评价以及不同类型工程的伦理考量等涉及制度建设的问题；工程伦理教育研究，包括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实施，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以及与工程界在教育方面的合作等问题；工程伦理建设的公众参与与沟通研究，包括公众参与的原则、方法、程序、平台以及控制与限度，以及大型工程的舆论沟通、伦理传播与误解消除等问题；中国工程伦理问题，包括中国工程伦理的地方性与国际化，中国工程伦理的现状、问题和对策，中外工程伦理理论和实践的比较，中国大型工程的伦理等问题。当然，工程伦理研究内容归根结底要为提升工程和工程师的伦理水平服务，因而会随着工程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