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出生寒士家庭，少年聪慧，弘治十八年（1505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后授翰林院编修，不久因病去职，隐居钤山读书十年。正德十一年（1516年），严嵩还朝复官，后以仪礼骤贵，[1]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拜为武英殿大学士，入文渊阁值班。入阁之后，严嵩先后除去政敌夏言、仇鸾，由此独得明世宗恩宠，执掌朝政大权。[1][4]
执政期间，严嵩打压异己，广结党羽，贪赃纳贿，肆意妄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遭御史邹应龙弹劾，被勒令致仕。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严世蕃案发，次年，世宗下诏诛杀严世蕃，将严嵩和他的孙子削籍为民。[6]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十二月，严嵩垂老而有病，在墓舍寄食而死，终年八十六岁。[1][4][6]
严嵩专擅国政二十余年，恃权敛财，使得明朝官风、吏治大坏，边疆防备废驰，国库匮乏、民生凋敝，危害甚远。[7]但同时严嵩在平定倭寇一事上也起了关键作用，[1]而且他一生与夫人相敬如宾，不蓄姬侍，在故乡乐善好施，口碑相当不错。[8][9]严嵩生平著述甚丰，所著有《钤山诗选》《钤山堂集》《直庐稿》《直庐续稿》《南还稿》《留院逸稿》《历官表奏》《嘉靖奏对录》 数十种。[3]
严世蕃
儿子
严绍庭
孙子
严云从
曾孙
鄢懋卿
义子
赵文华
义子
杨继盛
对手
徐阶
对手
沈炼
对手
王世贞
对手
曾铣
对手
聂豹
学生
王守仁
同事
胡宗宪
同事
朱厚熜
君臣
严嵩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1]弘治十一年（1498年），严嵩中乡试；十八年 （1505年），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武宗即位的第二年（1507年），严嵩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不久因病辞职，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十年，赋诗作文，颇有清誉。[1][4]
隐居期间，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聘请严嵩修订府志，但第二年姚汀离职，事情搁置了下来。之后徐琏继任知府，飞函请严嵩继续修志。 正德九年（1514年），府志编修完成，后世称《正德袁州府志》。[10]
正德十一年（1516年），严嵩还朝复官，仍为翰林院编修。[11]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有评判的言论，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后，升任南京翰林院侍读， 掌管南京翰林院事务。[1]
嘉靖四年（1525年），严嵩被召为国子监祭酒，由南京回到了北京。当时，严嵩的资历尚显不足，按理是不能担任祭酒，只因内阁辅臣费宏是严嵩的同乡，才私相授予。后来，有言官谈及此事，严嵩上疏辩解后得以留在北京。[12]
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升任礼部右侍郎，奉世宗之命前往祭告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显陵。[4]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 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百姓只能吃麻叶、树皮，饿死的人堆满道路；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两道奏疏都得到了世宗的赞赏。后来几年，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左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年）， 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1]
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为庆贺世宗生日来到北京，正好朝廷议论修改《宋史》，内阁辅臣便请求留下严嵩，让他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的身份总领编修一事。夏言进入内阁后，又让严嵩回去接替了他礼部尚书的职务。[4][12]
嘉靖十七年（1538年）五月，世宗打算在明堂祭祀生父献皇帝，让他配祭上帝，扬州府同知致仕丰坊上疏请为献皇帝加庙号称宗，以此入祀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都上疏阻止。世宗遂写《明堂或问》一书质问群臣。 于是，严嵩改变之前的立场，给世宗规划好礼仪。[1][4][13]礼成之后，世宗赐给严嵩金币，自此，严嵩更加一意献媚，以取悦世宗为己要。[4]
严嵩中进士比夏言早，但位在夏言之下。严嵩以仪礼一事获得世宗宠幸，想要进入内阁，被夏言所阻，于是两人产生了间隙。[6]当时，世宗刻制作了五顶沉水香冠，赐给夏言和严嵩等人。夏言认为不合人臣礼仪，并不接受，世宗很不高兴。严嵩却趁世宗召见之时戴上香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看见后，更从心里亲近严嵩，严嵩也得以成功将夏言排挤出内阁。[4]
世宗从嘉靖十八年（1539年）葬章圣太后以后，便不再临朝听政，而从二十年（1541年）宫婢之变后，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进入大内，大臣极少得以拜见，唯有严嵩一人得承皇上顾问，皇上的手札有时一天投给他几次，而其他辅臣都不能闻知，因此严嵩得以肆意妄为。但世宗虽然礼敬严嵩，也不完全相信他的话，偶尔取一件事自己处理，或者有时故意表示与他持不同意见，想以此来杀杀他的气势。严嵩机警，每每都能预先揣摩到世宗的心意，由此独得世宗倾心，得以独揽朝廷大权，引得朝臣争相攀附。[4][12]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辅夏言革职闲住，八月，严嵩拜为武英殿大学士，入文渊阁值班，仍掌礼部事。[4][6]严嵩入阁以后，早晚在西苑的板房值班，不曾回家洗沐，世宗更以为他勤政。与之相比，首辅翟銮便越发不合世宗心意。[4]嘉靖二十二年（1544年），严嵩授意给事中王交辈弹劾翟銮二子以进士中第，翟銮由此削职为民。[12][6]次年，严嵩成为首辅。[1]
自从严嵩成为首辅，同事的辅臣先后罢去，及至礼部尚书费宷上疏弹劾严嵩任人唯亲，世宗也觉得严嵩不如以往可靠。[12][6]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世宗召回夏言，地位仍居严嵩之上。[6]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像过去一样，不拿正眼瞧严嵩。有要内阁批答的奏疏，他独自决定。与严嵩亲近的官员，他一律斥责罢免。严嵩知道夏言眷宠正浓，不敢出头反对。[1]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a]，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严嵩察觉到了机会，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合适，还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权擅政。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1]
夏言死后，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倚靠严嵩排挤曾铣。[4]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兵犯北京，纵横内地八日，诸多军队不敢发一矢阻拦。世宗催促诸将作战十分急切，兵部尚书丁汝夔询问严嵩，严嵩回答说，在塞外战败还可以掩盖，在京城失利，皇上必然会知晓，谁来承担责任，因此他不允许出兵阻拦。丁汝夔便不敢召集将领作战，大多数将领也紧守军营，由得俺答的兵马四处劫掠，[15]唯有仇鸾因为冒领军功，获得世宗重用。[16]严嵩便逐渐与仇鸾产生不合，后来还秘密上疏诋毁仇鸾，世宗不听，反而相信仇鸾所提出的严嵩父子的过失，渐渐疏远了严嵩。[4]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 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1][4]此后，世宗更加信任严嵩。严嵩在朝中的权利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罢官贬职，重者处死，沈炼、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1]其他严嵩所不喜欢的人，有许多被借升迁考察之机斥退，还不留下痕迹。[4]而依附于严嵩的官员纷纷获得提拔，占据朝廷高位。
工部侍郎赵文华拜严嵩为义父，得以升为工部右侍郎，后来倭寇进犯浙江，赵文华奉命督查浙江军情，大肆收刮珍宝献给严嵩的夫人和严世璠，于是又进位尚书，加封太子太保。[6]还有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因依附严嵩父子，得以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四盐运司盐政，尽握天下利柄，无日不收受贿赂。[4]
严嵩父子还大搞卖官鬻爵，招权纳贿。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宷、兵部职方司郎中方祥为严嵩 “文武管家”，甘受严嵩指使，每逢选官，二人便持选簿，往严嵩家中填注。[14][17]后来，严嵩被抄家时，家中金银财宝之多，令人咋舌。[14]据史籍所载，江西严府抄没黄金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余两，各种金器重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三两，各种金首饰重六千五百五十余两，净金、金器、金首饰共重三万二节千九百六十余两 。北京严府抄没净金四百八十余两，金珠宝首饰六百三十余两。江西严府抄没净银二百零一万三千一四百七十余两，银器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余两，银首饰二百五十余两，净银、银器、银首饰共重二百零二万七千余两。北京严府又抄没银一万二千六百余两。[7][18][19]当时户部太仓银库额定年收入二百万余两 ，严氏财富仅白银一项即相当于此数。[7]
随着严嵩年老不支，政事逐渐托付严世璠处理，严世璠也日益骄纵，以至于欺凌六部高官。[4][12]这种种事迹，即使是久居深宫的世宗也有耳闻，等到严嵩的夫人过世，严世蕃应当护丧归葬，严嵩以自己年老为由，请求让严世蕃留在京城侍从。世宗批准了，但从此不准严世蕃进入班房代严嵩起草诏书。之后，严嵩接到的诏书只能自己动手作答，可往往不合世宗心意，加之进呈的青词做得不好，渐渐地，严嵩失去了世宗的欢心。[4][6]
嘉靖四十年（1561年）正月，万寿宫失火，严嵩请世宗暂时迁到南城居住，这是英宗做太上皇时被幽禁的地方，世宗不高兴。而另一名辅臣徐阶则上疏重新营建万寿宫，世宗答应了，也更加亲近徐阶，凡有军国大事，都去询问徐阶，即使有召见严嵩的地方，也不过是为了斋醮符籙一类的事情。[4][6]
同年十二月，吏部尚书吴鹏被罢官，严嵩极力推荐欧阳必进。世宗不愿提拔此人，掷名单于地。[1]后来严嵩上密章，说欧阳必进是他的至亲。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但没几个月，仍旧罢免了欧阳必进。当时世宗已经有怀疑严嵩的意思，密谕徐阶举荐可以辅政的大臣，徐阶秘密奏答道，“论相”是人君的权利，陛下当自己决定，否则，便有窥探神器、私结党羽的嫌疑。[6]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三月，万寿宫建成，世宗加徐阶少师一职，严嵩仅加俸禄百石。[6]不久，世宗采用方士蓝道行的话，有意疏远严嵩，御史邹应龙听说此事，便全力上疏弹劾严嵩父子违法。五月，世宗罢免严嵩，仍旧给予俸禄，只抓严世蕃等人下诏狱，发配戍边。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御史林润上奏说，严世蕃获罪后，结交倭寇，有不臣之心。世宗下令逮捕了严世蕃，判了斩刑，严嵩和他的孙子也被废为平民。[4][12][6]
嘉靖四十四年(1567年)严嵩年纪老迈，又身患疾病，在墓舍寄食而死。[1][4][6][5]
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 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1]
严嵩书法存世不多，现存作品主要有篇幅较长的碑文、卷轴、书札和短小精悍的榜书（又叫署书）两类。[2]
碑文、卷轴多为行书或草书，多为严嵩早年的作品，也代表严嵩早期的书写风格。石碑文有现存湖南永州柳宗元纪念馆的《寻愚溪谒柳子庙》和现存杭州西湖畔的岳飞《满江红》一首。至于墨迹、书札，故宫博物院“明代明人万镗”“明人尺牍册”等栏目下收藏有严嵩的21幅作品。[2]
榜书主要题写在宫殿、寺观、商号等匾额之上，据曹国庆、张松、王建成等学者分析，严嵩这类作品存留于现在北京城内外各 处牌坊上的有“永延帝祚”“孔绥皇祚”“太极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北上门”“万邦总宪”“西鹤年堂”“六必居”“展思门”“忠孝”“净明”“至公堂”“翰林院署”等。此外， 还有存于天津、曲阜等地的“独乐寺”“圣府”等书迹。[2]
《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说他一意媚上，窃据高位，却罔顾国家利益。[1]而在传统的认知中，借着戏曲、小说等文艺作品的流传，严嵩的奸臣形象同样是深入人心。但即使如此，在很早以前，关于严嵩是否大奸臣的争议，仍旧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至今没有定论。[20][21]这些争议主要围绕严嵩专国擅政、一意媚上，逼害忠良，巨贪恶富以及废弛边防四个方面展开。[21]
对于严嵩专国擅政、一意媚上的争议，现代史学家白寿彝指出严嵩并非一意媚上，认为他也有很多得罪世宗的地方，尤其是在建储问题上，表现得颇为激烈。[1]同时，根据明人王世贞、范守己等人的记载，美国学者苏均炜等人认为在明朝的专制皇权政体下，加上世宗的机敏多疑，绝不可能出现威柄下移、权臣专政的局面。[21][22]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严嵩的议大礼、献青词等谄媚举动是在世宗权威下不得已之为，同时期的夏言、徐阶等后世公认“贤良”之臣也有类似的行为，因此，不能将严嵩的谄媚之举简单归结于他政治品格的低下。这批学者更相信，严嵩是世宗这个昏聩皇帝的替罪羊。[22][23]
其二，关于严嵩残害忠良的指控，主要在于首辅夏言、兵部员外郎杨继胜、锦衣卫经沈炼、蓟辽总督王忬、南京兵部尚书张经等人之死。一般的观点都认为这些人是被严嵩及其党羽构陷而死，[6][24]但美国学者苏均炜等人认为夏言、杨继胜、沈炼之死是本身狂妄、虚浮的性格导致，杀他们的人是世宗，严嵩最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在夏言下狱之后，严嵩还曾数次上疏为夏言开脱。至于王忬、张经之事，他们则指出，这二人之死本就与严嵩无关，认为是与严嵩有私怨的王世贞、徐阶在修史时，强行给严嵩添的两桩“冤案”。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严嵩之所以背负残害忠良的恶名，与后世修史之人的有意引导不无关系。[21][22][24]
其三，有关于严嵩贪污纳贿的记载，在各种正史稗闻中屡见不鲜。学者张显清从《明世宗实录》《留青日札》等史料出发， 认定严嵩是巨贪恶富，更认为担任首辅的严嵩贪鄙成性，引得官员纷纷效仿，导致当时的官风、吏治大坏，危害深远。[7]不过《明世宗实录》虽然记载了抄没严府所获单白银就有数百万两，[18][19]但后面世宗要将严嵩的财产充入内库、拨作边饷，最终却只到手十余万白银。于是美国学者苏均炜等人认为严嵩巨贪之说，是后任首辅徐阶故意夸大后的中伤摸黑之举。[21][22]他们还指出，严嵩担任首辅之前，明朝官场之上已经形成了贪污受贿的不良风气，从“贪污”这一层面来说，严嵩还称不上是“奸臣”。[21][25]
最后，在边防废弛的问题上，学者张显清认为严嵩担任首辅时不知选拔将才，不重军功，消极抗战，导致贼寇深入，南倭、北虏之患连年不绝。[7]但持反对意见的历史学家曹国庆等人则认为严嵩是基于国弊民穷、兵疲将弱的认知，以巩固边防为首要策略。他们指出，严嵩担任首辅期间，选拔良将，整顿兵马，加铸堡垒，一度使嘉靖朝出现“兵威复振”的景象。[21][26]当时的胡宗宪能成功平定南边的倭寇海盗，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重要因素之一。[1]他们觉得在处理北虏问题的非议上，严嵩很大程度是代世宗受过，[26]并认为严嵩针对边防采用的策略，虽然存在着消极的一面，但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7]
有关严嵩书法遗迹的争议主要围绕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牌匾展开，[28][29]像西湖岳飞庙的“满江红”同调词[30]、山东曲阜的“圣府”牌匾等严嵩书法遗迹虽因其奸臣的历史形象，在归属上曾经产生过一些微妙的波折，但到如今也是尘埃落定，无可争议。[31]
关于“天下第一关”牌匾的作者，大体上有萧显和严嵩两种说法。“萧显说”的主要依据为清光绪四年（1878年）编撰的《临榆县志·建置编·城池卷》，上面记载：“天下第一关”匾额相传为明代佥事萧显所书。但学者康群在《山海关文史资料》第三集《巨匾琐谈》一文中指出“萧显说”疑点颇多，不止萧显的身份不够题写山海关匾额，其写匾的时间也不符合匾额真正出现的时间，而且在记载萧显生平事迹的志书中，更无萧显写匾的记载。因此，康群参考时间、身份、书法水准等多方面因素后，在文中提出了“严嵩说”。他认为匾额之所以长期佚名，正是因为山海关的官绅、百姓不愿受严嵩奸臣的身份连累而使雄关蒙羞。民国九年（1920年）临榆县令周嘉琛也在《重修第一关旧额记》中说：“天下第一关匾额”笔力沉雄，与形势相称，相传为严嵩手迹。[28]
严嵩政以贿成，群僚也纷纷效仿，官风、吏治大坏，[7]不止如此，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罢官贬职，重者处死，如沈炼、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1]而依附于严嵩的官员如赵文华等纷纷获得提拔，占据朝廷高位。[6]嘉靖年间成为明代吏治和官场风气的重要转折点。同时，官员不惜重金，钻营官位，自然加大了对百姓的搜刮。于是官绅地主兼并土地，盘剥地租，掠夺资财，转嫁赋役，致使农民破产相继，穷困无着。再加上官吏榨取，更是苦不堪言。大学士徐阶尖锐地指出，严氏父子一切以 “ 要钱 ” 为准，此乃 “ 害国误民之祸本” ，致使“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给历史造成了巨大的破坏。[7]
明代文学家李梦阳称赞在写诗作文方面，当时的翰林院官员，没有人比得上严嵩。[32]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认为严嵩礼贤下士，颇有儒雅本色，还评价严嵩的诗秀丽清警，近代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而且文章典雅庄重。[33]
清内阁首辅张廷玉《明史》在斥责严嵩没有治国之才，只知献媚擅权的同时，也承认严嵩的诗文在当时很有名气。[4]清文学家纪昀评严嵩诗集《钤山堂集》，认为严嵩虽然凭借宠幸卖弄权势，但他的诗词确实有独到之处。明文学家王世贞《乐府变》同样认为严嵩尽管个人评价不佳，但不能否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34]
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称不是严嵩擅权误国，而是因为有世宗这样残暴的皇帝，才有严嵩为巩固权势，谋害忠良，以贿赂败坏朝政。他认为严嵩下有儿子严世蕃，上面还要侍奉世宗，自己又不能恪守正道，结局其实早已经注定。[6]
晚清政治家易宗夔《新世说》认为严嵩执政期间，危害深远，是导致明朝亡国的原因之一。[35]
现代史学家曹国庆评价：就文学而言，严嵩的诗词、文章，有明一代文坛具有一定地位，必须予以应有的重视。[3]
曾祖：严琏 [36]
祖父：严廷献[36]
父亲：严淮[36]
母亲：晏氏[36]
妻子：欧阳氏[36]
弟弟：严岳[36]
儿子：严世蕃[4]
女儿：严氏，嫁广西副使袁应枢 [4]
严嵩曾奉命出使广西，在路上顺便拜见同乡李遂。李遂，过去担任御史，主持乡试，取中了严嵩，按照当时的礼节，是严嵩的乡试座师。但在宴请新科举人的鹿鸣宴上，由于严嵩相貌瘦弱，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李遂对严嵩态度颇为冷淡。于是，这次严嵩也是以平辈的礼节投贴拜访李遂，李遂出来相见后，脸色很不好看。第二天，严嵩才以门生的礼节前来拜见，他辩解道：“不是学生我敢轻漫老师，而是老师过去一向讨厌我，我怕你丢掉拜帖，不愿意见我。”[12]
明世宗好斋醮，移居西苑后，朝廷大臣更得轮班陪祀。嘉靖十九年（1540年）二月十五日，正好轮到严嵩陪祀，留宿西苑内舍，忽然，一头大象破门而入，围绕严嵩的床边咆哮跺脚、徘徊不前，情况十分危急，吓得严嵩只能坐在床上，并且心里默念著程颐的渡汉江事。过了很久，养象的人赶来把大象牵走，严嵩才得以平安无事，于是便写下《记象入室事》一诗。[37]
因世宗崇信道教，而做醮事要撰青词，于是嘉靖朝有相当一批官员投其所好，并藉此晋升。第一个由于撰写青词受知于世宗的阁臣， 是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状元顾鼎臣。他在嘉靖十七年（1538年）入阁，[38]严嵩在第一次将夏言排挤出内阁后，所供青词最合世宗心意，封赏最高，由此得到世宗恩宠，进封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12]后来，又有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等人因青词写得漂亮而入阁，他们被人讥为“青词宰相”。[38]甚至庚戌之变时，俺答兵包围了北京，在城郊大肆杀掠，左谕德赵贞吉去西苑值房拜见严嵩问计，严嵩竟然也以撰写青词为由拒绝见赵贞吉。[12]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夏言复职后，又盛气欺凌严嵩，斥退他的一些党羽，严嵩无能挽救。他的儿子时任尚书少卿，正横行于公卿之间。夏言想揭发他们的罪过，严嵩父子大为恐惧，长跪于夏言的踏前，哭泣谢罪，夏言这才罢休。[4]
严嵩入阁时，已然六十有三，起初尚与少壮无异，后来便年老昏乱。[4]世宗有时有所问对，严嵩不能切中要点，询问门客，也不能称世宗心意，唯有严世蕃的回复，能获得世宗称赞。因此，严嵩越发依仗严世蕃，各部门向严嵩禀报事务，他都会让各部门去询问严世蕃。严世蕃日益骄纵，有时候六部九卿一类的高官前来，都不能见上一面，有的从早等到晚，仍被遣走。他根据职官的肥瘦险易，按照不同情况要求对方上交不等的贿赂，丝毫都不能少。发展到后来，有的事情严嵩许可，而严世蕃不同意，最终竟然只能不了了之。[4][12]北京城中，“大小丞相”的谣言也由此广泛流传。[6]
严嵩在北京留字颇多。北京城有顺天府乡试的贡院，大殿匾额上的三个大字“至公堂”，就是严嵩所书。顺天府乡试为“北闱”，乃天下乡试第一，皇帝非常重视，主考官都是尚书衔的。这样一个为朝廷选拔俊才的堂皇之所，悬挂的竟然是大奸臣题写的匾额，于是有人向乾隆帝禀报，希望能把它换掉。乾隆便命令满朝能书者写这三个大字，他自己作为喜好舞文弄墨的天子，也写数遍。然而他发现，自己的御笔和其他人所书，都不如严嵩，只好作罢，仍然让严嵩的字高高悬挂。[39]
严嵩在文学作品里，以及在明清时期的戏曲舞台上，都被塑造成大奸臣的形象，如戏曲《鸣凤记》《飞丸记》《玉丸记》《一捧雪》《打严嵩》，古典小说《海公案》《明史演义》《绿野仙踪》等作品,皆以浓墨重彩的手笔描绘了严嵩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40]
1952年电影《十奏严嵩》：马师曾饰演严嵩。[41]
1999年电视剧《海瑞斗严嵩》：刘永饰演严嵩。[42]
2005年电视剧《边城小子》：杜伟德饰演严嵩。[43]
2007年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倪大红饰演严嵩。[44]
2010年电视剧《怪侠一枝梅》：邓立民饰演严嵩。[45]
2015年电视剧《抗倭英雄戚继光》：倪大红饰演严嵩。[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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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四月，曾铣出任三边总督，当时蒙古诸部长期占据河套，经常侵犯明朝边境，他认为这是明朝的心腹大患，便上疏提出收复河套。为达目的，曾铣又提出了“定庙谟、立纲纪、审机宜、选将材、任贤能、足刍饷、明赏罚、修长技”八条建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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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寿彝. 中国通史（第九卷·下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1555-1569页.
[2]许景怡、刘洪强、胡海若、陈明. 严嵩的书法及其政治多面性和历史评价[J]. 中国书画, 2021年, (04): 24-29页.
[3]曹国庆. 严嵩著述考略[J]. 文献, 1994年, (2): 229页.
[4]明史. 清·张廷玉: 卷三〇八.列传一九六.
[5]揭秘古代十大奸臣的最终结局.海外网. [2023-07-26].
[6]明史纪事本末出版. 清·谷应泰: 卷五十四：严嵩用事.
[7]张显清. 论严嵩的家资[J].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 (2): 77-85页.
[8]皇明大事记. 明·朱国祯: 卷二十九.
[9]万历野获编. 明·沈德符: 卷八.
[10]欧阳文、鄢文龙. 正德袁州府志校注[M]. 广东: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9年: 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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